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上海,鲁迅先生被国字号当局的特务紧紧盯住。他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言辞,似乎都在敌特的监视之下,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。鲁迅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思想,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。</br>
在繁华的上海,鲁迅与其他文化知名人士的活动一直备受关注。徐恩曾和戴笠终于截获了有关鲁迅与胡底、郭沫若、袁殊等共谋成立“文总”的情报,迅速展开了针对鲁迅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的追捕。而王至诚和胡底等是他们追捕的重要骨干。</br>
文总的成立,标志着一个以文化抗争为起点的革命文化团体的诞生,王至诚从龙华监狱被李苦禅保释出狱后,很快参与“文总”和“文联”、“美联”的工作。</br>
1930年4月,胡底因战斗需要离开上海,临别前,王至诚突然接到靖尧情报,前往车站与胡底送行。</br>
原来胡底获取有关“张学良东北军”的情报工作,借助国字号特务机关的证件与活动经费,巡视中共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地下工作,建立起一套名义上归国字号,实际上却为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。此时的胡底,像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间谍,利用特殊身份为革命事业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核心机密,比如蒋司令即将对中央苏区实施的第一次“围剿”计划。</br>
临别时,王至诚紧握着胡底的手:“胡兄,过些日子我回奉天,希望在奉天相见。”</br>
胡底感动地热泪盈眶,拍着王至诚的手说:“在上海遇上困难,可以找李克农,多保重。”</br>
胡底离开上海不久,李克农被调至中央特科工作,迅速与顾顺章取得联系,尽快通过安娥与陈赓了解国字号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动向。李克农小组通过有计划的情报传递,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国字号的动态,极大减少了损失,并保护了文化战线上的骨干力量。</br>
这一年,以上海为中心,思想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。王学文、潘文郁等作为“新思潮”派的代表,在共字号的影响下,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经济理论文章。他们提出,中国的社会性质是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”,并阐述了当时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割建经济特征,迅速引发了李达、刘梦云等人的广泛响应。然而,以严灵峰和任曙为代表的“动力”派则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,力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,结果遭到了潘文郁和王学文的强烈批判。鲁迅先生以“左联”为阵地,始终站在革命文学的最前沿鼓与呼!</br>
王至诚等基层文化工作者,深知这种风头太盛会引来国字号反动派的注意,果断将中央特科靖尧传递的情报,想办法让鲁迅先生知道。鲁迅先生得知消息后,立即更换住所,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。</br>
某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刻,鲁迅带着他的妻子许广平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周海婴,从景云里匆忙迁出,迁往拉摩斯公寓A三楼四号。这次搬家异常神秘,鲁迅没有告诉任何人,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</br>